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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如德国联邦救济法规定，政府救济机构的任务是，在没有其他康复机构承担康复义务和残疾人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向残疾人提供参与救济和生活费救济。

如德国联邦救济法规定，政府救济机构的任务是，在没有其他康复机构承担康复义务和残疾人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向残疾人提供参与救济和生活费救济。

从古代，中国人对压制在自己头上统治阶级就是逆来顺受的，只要压迫的不是太厉害，他们就从不主动去追求符合他们大多数利益的制度，他们只是祈求有贤明的君主来保护他们。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说明，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规范。

我们认为，由于法律这一土壤本身就呈现出主观性的品格，若想在呈主观性的土壤上培育出完全客观性的作物，除非变异（在可预期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社会背景都不具备这种条件），是不可能发生的。另外，持这种观点的人另一种隐含的的观点是把法律解释方法当成类似于数学公式之类的东西，可以概括为5x+100=600这个公式。但由于我国理论界长期有盲目学习西方的现象，在许多学者心理，只要是西方的就被认为是好的，就会盲目的追从。尽管任何成文法只要不被废除都要不断的被解释下去，但在解释法律时的社会需要仍是限制主观性的客观因素。至此，出现了法官造法现象，甚至美国学者埃利希认为，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就已经过时了。

[5]对我国来说，情形大体类似，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注释律学。法官在审判这一实践活动过程中，也正像上述的前线指挥官那样，在面临复杂多变的案情的时候，对具体法律方法的选择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下掉来来的，而是经验地生长的，这个经验主要是先于社会主义的经验。

否认一般法治理念，就是否认法治理念的经验基础。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再次举国探索被妖魔化的法治的可欲性。对于司法者来讲，法律代表的就是人民利益，司法者没有权利用自己的判断取代法律来决定何为人民利益，否则，就不仅侵犯了立法者的权力，而且也以自己取代了人民。就法律与外部权威关系言之，表现有三：法律高于任何权力、法律高于任何其他规范、法律高于任何个人。

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源于经验，又超越经验。法治作为理念更不能拘泥于领导人的讲话，相反，领导人的讲话与行为必须符合法治原则，这是他的职责。

对此恩格斯回信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四层次，法治的基本制度观念。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实施。[10]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8页。

[14]马克思：《初稿——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3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以后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观念上再陷人治窠臼。就法律内部秩序言之，指宪法至上权威和法律位阶制度之维护。[6]1894年1月3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找一段题辞，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

[12]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86页。法治理念的超越性决定了法的至上性和良法的基本价值是不容否定的。

任何国家权力（包括各种实质上以国家形式出现的社会权力）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受法律约束，违法行使权力要承担法律责任。恩格斯在逝世前一年与友人的通信中再次提及这一理想。

法治理念是法学界讨论的结果，而且永远在发展与被反思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当如此。第三，司法者只能依据法律对涉案双方的利益作出裁决，不能考虑立法层面的利益分配问题，更不能为了特殊利益而违反法律。或者说，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概念中，法治理念主要解决法的至上性问题，而社会主义则是它的价值体现。[9]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利益任何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用法律确定利益分配机制，法治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与非法治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相比，有明显的不同点：第一，它将利益分配机制分为利益分配的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的规则执行两个相互独立的层次：前者是立法层面的利益分配问题，后者是法的执行层面的利益分配问题，前者是社会整体公平问题，后者是个案公平问题。这一原则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由恩格斯提出来了：某一阶级的共同利益只有用法律的形式赋予这些要求以普遍的效力。这是利益分配的法治机制，它相对的是人治社会利益分配的政治化机制。

[9]1999年法治入宪的时候法律界曾经感叹：20年改一字。这告诉我们，任何非法治理念的东西绝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与任何非马不可能是良种马是一个道理。

[6]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规则载体就是作为人的权利，因此我国宪法第33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可以称为社会主义良法的帝王条款。[12]为了防止官员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马克思领导的巴黎公社除了实行普选制以外，还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注释】[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9页。没有法律的至上性，法治便无从谈起。

作为理念的法治，法制的存在是其前提，但是它却高于法制。立法权的行使必须遵守宪法、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人类基本价值准则。那么，社会主义良法的关键所在便当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7]如果从1996年的法治大讨论开始起算是十四年，从1997年15大决议开始起算是13年，从1999年法治入宪起算则才短短的11年。

在制度层面上，这就是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分离。什么是法治？尽管人们对它可作不同解释，但是对它的基本含义还是有高度共识的：它相对的是人治，用亚里士多德在二千多年前所下的定义就是：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自洽性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身具有层次性。这些法性被美国法学家富勒描述为程序自然法八大原则：法的普遍性、法律的公开性、法不溯及既往、法律的明确性、法律的不矛盾性、法不得令为不能为之事、法的连续性、官方行为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

这是指对法律作为法律必须具备的原则的认同，或者叫做法性观念。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法治在建设国际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他要求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得到纠正。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而如果法律不良，比如，强调暴力与特权，则不但法治没有意义，而且法的至上性也不可能实现：崇尚暴力与特权的法律本身排斥法律的普遍效力，排斥法律的至上性。

因为良法的产生与贯彻都是秉持一定理念的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即是说，作为知识，法治理念不属于认知世界的科学知识，而是与实践理性相关的知识，它命令人们应然行为。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还要丰富得多，包括古希腊的城邦文化和基督教的正义观等等。在这一定义中，法治理念是属概念，社会主义是种差。

也就是说，法律以外没有利益决定。因为如前所述，法的至上性使得法治获得生命。